掘墓人（1 / 2）

“罗浩然？”

“是的。外面的世界，还存在着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没有世界末日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五天后，我已化作幽灵，躲藏在你的背后，看着你。

你倒在我被埋过的地方，身负重压，一团漆黑中，确信世界末日降临，唯有等待死亡。我知道你心里想的一切，也知道你正在编织一套杀人的幻想，弥补你面对我时的犹豫与怯懦。你以为我从未见过你，你以为我还寄希望于你来救我，却没想到我会祈求你杀了我。

你错了，我认识你。

但你永远都不会记起我。

时间，倒回到五天前……

那时我还活着，还在呼吸地底混浊的空气。除了双手和头部还能活动，我全身被埋在瓦砾废墟中。我心爱的丘吉尔也如此，它无助地狂叫，期望将人引来救我们。

突然，一道电光射入这黑屋子。

你来到半坍塌的电影放映机房，用手电照射我和丘吉尔的脸，刺得我睁不开眼睛。

你认出了我。

而我也认出了你——叶萧，一个出色的警官，你一直在追查我，想要将我绳之以法。

但你不会知道我的过去，不会知道楚若兰的真正死因，那是任何人都无法靠近的秘密，隐藏在一个坚固到极点的核壳深处。

即便你发现那封遗书，也仍然会被我编造的记忆而欺骗。

比如我的年龄，在户籍档案资料里，我今年四十岁，实际上我只有三十六岁，今年是本命年。

没错，我的所有身份信息，包括家庭出身以及教育背景，全都是在十年前伪造的。我之所以看上去像四十岁，是因为我的青少年时代在悲惨世界中度过，因此显得过分成熟，面孔被苦难刻满沧桑。

我不知道自己出生在哪里，也不知道生日是几月几号。当我刚开始记事，就在全国各地流浪。我有一对养父母，他们没有姓名只有外号——我的养父叫“馒头”，我的养母叫“蛋花”，这是他们最爱吃的奢侈品。而我叫“大叉”，因为我最爱用手指在沙地上画大叉。养父母是一对流浪者，他们操着标准的北京农村口音，这让我后来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。

少林寺脚下的深山中，我们从郑州去洛阳，当然买不起火车票，便抄近路走山间小道。在大雪覆盖的松林间，我们吃着少林寺和尚施予的窝头。养父母烤着火告诉我——他们是在唐山把我捡到的，在郊外的一片荒山脚下，完全倒塌的军工厂里，传出一阵婴儿的哭声。当时，有一条野狼徘徊在月光下，循着哭声想要来叼走婴儿。养父母出于同情心，用棍子赶走了那条凶狠的狼，从废墟里救出了濒死的男婴——那年养母刚生下个儿子，没几天就夭折了，她看着襁褓中啼哭的我，流着眼泪解开衣服。我本能地咬住**，顽强地活了下来。我没有资格成为地震孤儿，因为有人怀疑我本就是流浪汉亲生，因为养不活才塞给**。最后，养母实在舍不得离开我，就把我当作自己的孩子，带在身边踏上流浪旅途。

我几乎去过中国的每个地方，跟着养父母靠捡垃圾为生，收集各种废纸箱与瓶子，去回收站换些钱来买吃的。通常十多天才能吃到一块馒头与一碗蛋花汤。养母经常带着我坐在废玻璃前照镜子，她说我天生是一个漂亮男孩，长大后会有许多女孩喜欢我——她说着说着会掉下眼泪，不知是想起死去的儿子，还是想到将来我不可能讨到老婆。小时候我很聪明，养父教会我认识了几个字，但他自己只读到小学三年级。有一年我们路过浙江的农村，替乡镇工厂回收工业废料，我总是趴在乡村小学的窗下，偷听他们上课。为此我经常挨打，有时头破血流，养父母也不敢找人要个说法。后来，我遇到一个城里来的支教老师，他让我坐进课堂，送我一套旧课本。就在那一年，我学会了一千多个汉字，并在小学六年级的考卷上，拿到了学校的最高分——但我没有资格继续读书，当我的同学们升了初中，我却跟着养父母去了南方。

十三岁那年，我们在深圳的建筑工地上捡垃圾，养母被倒塌的吊车砸中身亡。养父抱着我哭了几天几夜，直到被强制关进收容所，塞进大卡车遣送出广东。

五年后，那个寒冷的冬天，我和养父再也找不到可以捡的废品，饥肠辘辘地饿了好几天，沦落到沿街乞讨。我们不幸遇上了城管。我被城管踹了一脚，养父愤怒地上去理论，结果被一群城管拳脚相加，当场死在白茫茫的雪地里。我抱着他的尸体，看着白雪上鲜红的血，再也流不出一滴眼泪——十多年后，我派人到那座城市查出当年带头打人的城管，然后制造了一场交通事故，让那个畜生被一辆卡车轧死了。

养父死后，我孑然一身，扒上一列运煤的火车，来到了东部沿海的这座大城市。

那一年，我见到了她。

“是你杀了楚若兰？回答！是？或者不是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算你还是个男人。”

“你想杀我吗？”

“我……”半坍塌的电影放映机房里，叶萧戴上手套，从地上捡起一片碎玻璃，锋利的破口发出寒光，耳边响彻拉布拉多犬的狂吠，“为这一天，我已等待将近一年了。”

那一年，我十八岁。

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衫，白条纹的蓝色运动裤，一双垃圾桶里捡来的旧球鞋。透过街边理发店的橱窗，我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脸，有一双大而沉默的眼睛，原本白皙的皮肤稍稍晒黑了些，乌黑的头发因为经常用冷水冲洗，并非杂乱无章也没有散发臭味。我的个头比许多城里孩子更高，虽然从小没吃过任何有营养的食物，就连牛奶的滋味都没怎么尝过。矮小瘦弱的养父母，一直猜想我的亲生父母肯定是身材高大形象俊美，说不定还是“艺术工作者”。

那是个深秋的下午，阳光穿过梧桐树叶，洒在理发店的玻璃门上。当我痴痴地看着“镜子”里的自己，摆出街边广告里吴奇隆的表情，那扇门却突然打开，走出一个少女。她刚理完头发，似乎只是稍微修剪了一下，扎着长长的马尾。她穿着一件白色的大毛衣，冷冷地看着我的眼睛。几秒钟后，我才意识到自己挡住了她的路。我害羞地低头，退闪到一边轻声说：“对不起。”

“没关系。”

她看起来很有礼貌与教养，匆匆打我身边走过。等到我抬头看她，没想到她也回头来看我，两个人的目光撞到一起，我看出了她心里的疑惑——这个人怎么穿得像个乡巴佬，可长得倒挺像城里人？干吗要站在理发店门口照镜子？是不是变态？不过，他挺帅的……

她并未走远，而是来到一家街边的租书店，摸了半天口袋，才发现所有的钱都在理发店用完了。老板说那是最后一本，很快就会被别人借走。当她失望地要离去时，我冲到她面前，从兜里掏出最后一枚硬币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……我……借给你……”

她警觉地后退半步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……不是……坏人……”

我那一口标准普通话在这座城市颇为罕见，这么漂亮的少女为此而害怕也很正常。她盯着我看了片刻，大概是从我的眼里发现了某种异常的单纯，她接受了：“谢谢。明天会还给你的。”

于是，她借到了那本《七龙珠》。

那天晚上，我连半块大饼都买不起了，饿着肚子在桥洞下过了一夜。

第二天，同样的时间，我又来到租书店门口，特别把头发整理了一下，把衣服清理干净，装作玉树临风地站在那里。

她来了。

还是那么漂亮，头发不再扎成马尾，而是披散在肩上。但她不是一个人。

她的身边跟着两个男生，看起来像她的同学，都是高高瘦瘦惹女孩喜欢的样子。其中一个男生掏出一块钱，塞到我手里说：“谢谢你。”

随后，另一个男生用异样的目光盯着我，一半出于怀疑，一半又出于同情。

他轻声对那个男生说：“叶萧，你说这个人奇不奇怪？”

“嗯，是住在桥洞底下的人吧。”

而少女拉住他们的手说：“周旋，叶萧，你们陪我去游戏机房好吗？”

他们三个人肩并肩走了，而我永远记住了这两个名字。

那一年，这座繁华的大都市里还有许多老房子，还能看到开阔的天空下飞过的鸽群，还有小巷间里坊中屋檐下放学的高中生们。这附近没有垃圾场，每天都有环卫工人来收垃圾。而我如果要收废品，起码要有十几块的本钱，可我连废纸箱都收不起。我原本准备离开，去郊外的废品场生活，却决定无论如何都要留下来——为了每天都能看到那个少女，看她天蒙蒙亮就背着书包去上学，看她跟那两个男生一起放学，看她回到家亮起灯复习功课，看她半夜熄灯前窗帘后的身影。

我很快知道了她的名字——若兰。

可是，我仍然没有赚到一分钱，每晚忍着饥饿睡觉，去饭店后门捡吃剩下的也越发困难。直到有一天，我饿得实在无法忍受，悄悄摸进一个忘记关门的人家。这家的门口沿着巷子，墙外有块水泥墩台，躺在屋檐下可以不受风吹雨淋，我时常躲在这里，痴痴地看着天空。我发现这户人家房子很小，但有个超大的冰箱，拉开门掏出一堆熟食，蹲在墙边狼吞虎咽起来。然而，主人听到动静跑了出来，将我拎起来一顿暴打。

他是个四十多岁的下岗工人，整天无事可干待在家里，才会大白天开着门。但是，在我的连声哀求之下，他很快放下拳头，反而给我倒了一杯水，以免我吃太多噎着。我忍着没有流下眼泪，跪在他面前道歉。他动了恻隐之心，相信我说的一切，干脆就让我露宿在他家的屋檐下，偶尔把吃不完的剩饭剩菜留给我。而我保证绝不会再闯进他家，不会弄脏他家的外墙，肯定到公共厕所去解决。为帮助我维持生计，他还借给了我二十块钱。

于是，我开始在附近以收废纸为生，挨家挨户走过，捧着一堆废报纸，还有一杆市秤，人家一眼就能明白。我的价格比别人更公道，反正我不是贪心的人，只要赚到吃大饼与馒头的钱就够了。我很快还清了二十块钱，换上了廉价的新衣服，去澡堂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，大胆地出现在若兰家门口。

我还是不敢跟她说一句话，即便她身边没有那两个少年。有时她也会看到我，眼神相对时会微微一笑，她似乎对我并无戒心，因为我浑身上下收拾得还算不错。

有一次，我与她几乎肩并肩走路，当我按捺不住地想要跟她说话时，她却抢先说道：“你为什么一直跟着我呢？”

我羞涩地摇摇头。“没有，只是凑巧吧。”

“你就是跟着我，晚上还躲在我家楼下。”

“对不起！”我不是一个会说谎的人。

而她甩了甩马尾说：“幸亏我没把这件事告诉我的两个男同学，否则他们一定会来揍你的。”

“哦，谢谢。”

“我叫若兰，但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。”

“我——”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名字，只有一个外号“大叉”，就连养父母也这么叫我，“我没有名字。”

“没有名字？”

“是的，我没骗你。”

虽然，我相信自己的表情是诚恳的，但若兰的眼睛里分明写着——你就在骗我。

“让我想想。”正好路过一家音像制品店，她指着橱窗上罗嘉良的海报说，“你就姓罗吧。名字嘛，我昨晚在背语文课本里的李白的《赠孟浩然》，你就叫罗浩然吧。”

“罗浩然？”

“这个名字不错哦，听起来就像是个大人物。”

“我？大人物？”想到这里，我自己都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

当我们两个一起笑起来时，头顶一户人家的窗户打开了，一个家庭主妇伸出头来喊道：“喂！收废品的！到我家来收旧报纸！”

我的脸色一下子变了，羞于让她知道我的职业。而她慢慢后退两步，轻声说：“你去吧。”

我给了楼上女人一个白眼，回头若兰已经不见了。

“连警察都要杀我？”

“罗浩然，你杀了人，就应该偿命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可就算我把你抓住了，他们未必会判你死刑，说不定很快就会把你放出来！”

“也许吧。但我从没想过要杀若兰。”

“不要抵赖！”

“你们每个人，都想要杀了我！”

那年冬天，满大街都是张学友的歌。

四一中学的高中生放了寒假，我每天都看到若兰与周旋在一起，却没看到叶萧。我有一次蹲在墙边，远远听到周旋跟若兰说，叶萧回新疆的父母家去过年了。

除夕夜，我躲在下岗工人家门口的屋檐下，盖着一床捡来的破棉被，又加上几层厚厚的纸板箱，再压上几块石棉瓦，以阻挡家家户户燃放的鞭炮。当我被爆竹声吵得难以入眠时，却听到窗里传来激烈的争吵。下岗工人还有老婆和女儿，她们都极其讨厌我，觉得墙外住着一个收废品的流浪汉，既不吉利又很危险。从此，下岗工人再也不敢跟我说话了，他的老婆还去找了居委会，要把我从她家外面赶走。但是，她家的墙外属于公共场所，谁都无权把我赶走。我不想回到桥洞底下住，那里阴暗潮湿又总是发生命案，我只想躲在这条小巷子里，可以每天都看到若兰经过。

大年初一，下起了漫天遍野的大雪，我穿着一件捡来的军大衣，脚上蹬着塞满破棉花的跑鞋，走到若兰家门口。

她正在自家门前堆雪人，我静静站在雪地里看着她，不敢靠近，仿佛我身上有什么脏东西，只要往前走一步，就会把这干净的雪人弄脏，或者让它瞬间融化。雪花渐渐布满我的头发与衣服，远看起来我自己更像个雪人。

她向我走过来喊道：“你冷吗？”

常年流浪，我已习惯在冬天穿着单衣裹着棉被露宿街头，并不怎么惧怕寒冷。

“不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说话？”

面对若兰的问题，我低下头，真的不说话了。

“过来陪我堆雪人好吗？”

她的主动让我意外，我缓缓走到她面前，掸去自己头发与眉毛上的雪。

半小时后，我和她一起堆起了堪称完美的雪人。

当我们各自抓起雪块放上去，四只手凑巧碰在了一起——摸过雪的手看起来冰冷，其实自己感觉很热，我的耳根子红透了，赶紧把手缩回。

看着这个漂亮的雪人，若兰摸了摸它的眼睛说：“谢谢你，罗浩然。”

没想到她还能记得这个随手给我起的名字：“你还记得？”

“当然，你这个每天盯着我的跟踪狂！”

“对不起。”我害怕地后退两步，生怕她喊别人来抓我。

“但你不是坏人——对吗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因为。”她缓缓靠近我，“我相信你的眼睛。”

“眼睛？”我摸了摸自己的眼睫毛，抚去一片刚刚降落的雪花。

“再见，我要回家吃午饭了。”若兰露出一个迷人的微笑，向我挥了挥手，“加油，大人物！”

她回家了，白茫茫的雪地中，只剩与我一同亲手堆起来的雪人。大人物？那究竟是希望还是嘲笑？

接下来的几天，我都看到周旋来找若兰玩，他们一同出去放鞭炮，去其他同学家里串门，坐公交车去更远的地方。每当他们在一起，我就不敢出现在她面前，看着自己身上肮脏的军大衣，再看看周旋穿的崭新的羽绒服，实在没有脸走出来。

每天晚上，我在水泥墩子后面睡觉时，都会听到下岗工人家里的吵闹声。有时，他的老婆故意往外泼一脸盆冷水，将我从头到脚浇得湿透，只能去流浪汉聚集的桥洞下面烤火换衣服，要不是我年纪轻身体好，早就冻得生病甚至死掉了。

年初四，这天晚上迎财神，到处都是烟花鞭炮。下岗工人虽然没几个钱，也在自家门前放起高升，还把我的棉被扔进了垃圾桶。这下我彻底无家可归了，只能沿着墙根四处游荡，来到那栋传说中的“鬼楼”。

这栋三层小楼在巷子最深处，传说几十年前里面的人家集体自杀，从此留下各种闹鬼传闻，就再也没人敢住进去了。我也怕鬼，否则早就搬到这偌大的空宅里了。

我痴痴地坐在“鬼楼”底下，感到阴冷的风嗖嗖地从地底吹来，抬头却发现三楼窗户里亮起一盏幽幽的灯——这栋楼早就断了电，哪里来的灯呢？除非是蜡烛。

那三楼窗户布满灰尘，多少年没人住过了。但在窗里的烛光照映下，却有鬼魅般的人影闪过。我吓得逃到“鬼楼”外面，听着此起彼伏的爆竹声，给自己壮胆。

忽然，我看到“鬼楼”里走出来一个人，穿着白色的羽绒服，还戴着连衣的风帽，让人看不清她的脸——是她？

我凑近了要看清楚，却听到她一声尖叫，原来真的是若兰！

她没有看到我的脸，只是转身向另一个方向逃去，直到再也看不到她的身影。

我又回头看了看“鬼楼”，三楼窗户里的烛光熄灭了。她来这里干什么？不会是来捉鬼的吧？

冬天很快过去了。叶萧从遥远的新疆回来，他们进入最艰苦的高三阶段，遇上若兰独自一人的机会更少了。

我只能每天清晨看着她出门，而她每次见到我，都会送来一个微笑。但在春暖花开之后，我再也见不到她的笑容了。偶尔几次单独相处，不过是她周末出门打瓶酱油，正好撞到我在收旧货。看到她总是愁眉不展的容颜，我很想问她发生了什么，可是，我怕我跟她越说越多，就会忍不住说出心里话——我很喜欢她。

不，我不可以说出来，我只是一个收破烂的流浪汉，任何一个正常女孩都不会喜欢我，何况是那么漂亮的若兰。不要再异想天开了，更不要尝试自取其辱。说不定她还会告诉家长，接着我会被赶出这片街区，而她很快将把我遗忘，包括我的脸和我的名字。

春天，我回到那个下岗工人家门口过夜，尽量远离他家的墙根与窗户，却还是不断听到他老婆的谩骂声。直到一个晚上，当我正在熟睡，突然有人来到身边——像我们这种流浪汉，每天睡觉必须保持警觉，否则被人杀了都不知道。我一把抓住了那个人的手，却发现是下岗工人。他说今晚降温，看我这么睡觉担心着凉，就给我加一条厚毛毯。我感激地向他道谢，继续睡了过去。

天还没亮，巷里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我感觉到某种危险，翻身跳起准备逃跑，却被几双大手牢牢压在地上，同时一把手铐挂到了手上。

我看到了三个警察，还有下岗工人和他的老婆，那个女人对警察说：“就是他！半夜闯进我家偷钱！”

“我没有！”

我大声为自己辩解，但一切都是徒劳。警察从我的口袋里搜出了写有下岗工人名字的存折，里面有几百块钱下岗工资——昨晚，他不是来给我加毯子的，而是对我栽赃陷害，把存折悄悄塞进我的口袋，就是为了把我从家门口赶走，永远不要见到我这个祸害。

我在这片街区收废品已经半年，从没做过一件坏事，街坊邻居对我的印象也不错。可自从被警察抓住，却没人替我说过一句好话。警察甚至告诉我，巷子里的每户居民都说我不是好东西，一看就是小偷小摸的社会渣滓，强烈建议警方对我严肃处理。

我受到劳动教养一年的处罚，被送到劳动教养管理所，跟一群地痞流氓无赖关在一起，还被几个畜生残忍地强奸过，因为他们说我又嫩又漂亮——后来我想要找到并杀了他们，可茫茫人海中，再也无法寻觅。

一年后，我伤痕累累地从劳教所出来，容貌发生了很大变化，我想我已经不是人了，而变成了一只恶鬼。

但是，我被放出来的当天，还是去了市中心的那片老房子。

我想要见到若兰，大声地告诉她，我喜欢她——虽然我是一个可耻的“两劳人员”。

然而，若兰消失了，连同她的父母。

我问了很多人，才得到答案——就在我被警察抓起来的第二天，若兰一家就离开了这座城市，举家搬迁到南方某个地方。那栋房子属于若兰叔叔一家，而她婶婶是个恶毒的长舌妇，很快把丑闻传了出来。

原来，就在那年春天，若兰的父母发现女儿怀孕了。她始终没有说出孩子的父亲是谁，也拒绝去医院把孩子拿掉。她说自己功课很差，估计考不上大学，还不如把孩子生下来，早点出去找份工作养家。她的父母为此以泪洗面，但无法改变女儿心意。最终，父母也无颜见人，悄悄给若兰办了退学手续，一夜之间举家南迁。这年秋天，若兰在外地生下了一个男孩。

我恨他们！恨住在这片老房子里的人们！有朝一日，我要把这片房子全部拆光，盖起一栋大楼，让这些看似高傲的城里人，世代住在这里的居民，蔑视我欺负我抛弃我的人，也尝到跟我一样无家可归流浪的滋味！

我更恨那个下岗工人一家，他们卑鄙地对我栽赃陷害。他有一个显著的塌鼻子，让我在很多年后一眼就认了出来——而他直到在地底被我杀死，也没有再记起我的脸。

“不！不要！”

“罗浩然，我是警察，我代表法律，我不能杀死你。”

眼看着叶萧放下碎玻璃片，罗浩然大声吼道：“你怕了？你不敢杀我？你怕被人发现真相？你害怕被关进监狱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你真的不用怕，这里的每个人都想杀我，任何一个幸存者都可能是杀死我的凶手，没有人会怀疑到你！”

“你那么想死吗？”

“叶萧，我知道你想杀我，你的眼里早已写满仇恨——请你杀了我吧。”

从二十岁到二十六岁，作为“两劳人员”，我受尽各种苦难与屈辱，身上与心里多了许多伤痕。我依然过着漂泊四方的生活，经常为了一个肉包子而与狗打架。我也曾经用收破烂赚来的钱创业，开过路边的小饭馆与杂货店，但每次都被城管、工商、卫生这些部门以非法经营为名而取缔告终。我这才明白，一个“山上”下来的人，没有背景与本钱，无论多么努力与聪明，想要创业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

十年前的春节，我在北方沿海的一座城市。我再一次被城管暴打，抢去身上最后几十块钱，走投无路地来到海边，准备踏入冰冷的海水，结束这卑微的一生，却发现海水里有个人在挣扎。我立刻把那个人救了起来，差点搭上自己的性命。那是一个年轻女子，容貌普通但不丑陋，从衣着来看是个体面人。她已呛入许多海水，奄奄一息，我用了各种方法，终于让她醒了过来。

她睁开眼睛，看着我的脸，第一句话是：“你是天使吗？”

我明白天使是什么意思，我眨了眨眼睛，说：“不，我是恶鬼。”

差点死掉的她面色一下子恢复了，从痛苦变成微笑，接着哈哈大笑：“好吧！我不想自杀了。”

我把她从海滩上抱起来，直到公用电话亭，向路人借了一块钱打电话。几分钟后，一辆奔驰轿车开到路边，把我们接到一家五星级酒店。她开了一个豪华套房，洗澡换衣服，还给我买了一套阿玛尼西装。为答谢我的救命之恩，她又请我吃了一顿西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