晚唐浮生 第847节(2 / 2)
“宋先生先至,正好。”邵树德说道:“今有一事不明,还望先生教我。”
“何事?”宋乐是比较传统的文人士大夫,闻言立刻正襟危坐。
“先生熟读史书,当知秦代有丞相主政,太尉掌军,御史大夫行监察之责。”邵树德说道:“至汉时,始有尚书台,以分宰相之权,尚书令始有宰相之实。昔年曹公秉政,出征之时,荀彧为尚书令,总揽政务。”
宋乐静静听着。
君权、相权的博弈是永恒的。秦汉时丞相之权极大,故引得君王疑忌,汉武帝遂设尚书台,最初只是为君王服务的内廷机构人员组成,用来分化宰相的权力。经过长期的发展,成功地把三公(太尉、司徒、司空)变成了虚职,尚书令、左右仆射渐渐变成实际上的宰相。
但尚书令的坐大,又引起了君王的疑忌。
曹操置秘书令,其子曹丕改为中书令,于是有了中书省,以分尚书省之权。
北朝以来至国朝,又多了门下省,即中书省起草诏书,门下省审核批驳,尚书省沦为了执行机构。这还不算,尚书令常年空置,沦为了虚衔,尚书省的主官变成了左右仆射,本来一个人说了算,现在是两人分权。
三省互相牵制之下,真·宰相人数大增,即左右仆射(尚书省)、中书令(中书省)、两位侍中(门下省),一共五个宰相。
即便如此,高宗即位后,还是觉得不够集权,又下令三省六部的低阶官员亦可入政事堂参知政务,并给他们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”的头衔,架空原本的真宰相。
到了这会,看看给各地节度使加的荣衔就知道了,一堆侍中、仆射、尚书令、中书令,就知道这些国朝前期的宰相官职又变成了虚职。
从三公开始,到尚书令、中书令、左右仆射、侍中,它们一步步从实权宰相变成了虚职,反应的其实是君权的扩大以及朝堂的相互制衡。
但制衡也是有副作用的,那就是效率逐渐低下。
国朝官制也是有缺陷的,皇帝为了弥补这种缺陷,不得不搞了大量“使职”,也就是差遣。
使职一开始没有品级,属于兼职,这是五代及北宋混乱官制的鼻祖。
“然时移世易,今尚书省有名无实,或可裁撤?”邵树德说道:“先生怎么看?”
“太宗时,三省主官合署办公。”宋乐沉吟了一下,缓缓说道:“至中宗时,尚书省主官已无法进入政事堂,地位大降。尚书六部,沦为了中书、门下二省的附庸。说是三省六部,实则二省六部。”
“只是……”宋乐笑了一笑,道:“殿下若想集权,不是应该抬尚书省主官进政事堂么?人越多,鸡毛蒜皮的事越多,越难以形成统一意见,正好由圣人裁决。”
理论上是这样,但圣人的裁决有时候不管用。就连太宗那般威望,他的旨意都被驳回过,而如果流程走不完,那皇帝的命令就是“乱命”、“中旨”,是不会具有法律效力的。
“中书、门下二省,先生觉得有存在的必要么?”邵树德问道。
宋乐叹了一口气,道:“殿下,君王是君王,宰相是宰相。”
邵树德默然。
他想起了明朝,朱元璋一开始执行的是一省六部制,即中书省统管六部,但他随后撤销了这个机构,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。
这使得朱元璋在事实上兼领了宰相的职务。
宰相有决策权、议政权、执行权,朱元璋把决策权牢牢把在手里,朝官们只能给些建议,六部具体执行,权力为史上帝王之最。
这无疑会带来繁重的工作量。老朱也不客气,我上就我上,天天肝到深夜,让人无话可说。
曾几何时,宰相拥有全部权力,从决策到执行,皇帝无需过问。甚至皇帝不着调了,还要被宰相训斥,乃至换掉。
到了隋唐,宰相的权力有所削弱。三省六部和政事堂的存在,确保不会不会出现一个大权集于一身的权臣,因为皇帝可以往政事堂塞自己人。
一省六部制,宰相做决策,效率高,副作用是可能出现权臣。
三省六部制,宰相做决策,效率低,但很难出现权臣。
明清的内阁制,则是另外一个次元了,皇帝做决策,学士给建议——当然如果皇帝懒政或年幼,又会事实上变成一省六部制,但就法律制度层面而言,学士是没有决策权的,虽然在实际执行过程中,他们往往可以钻空子,取得这个权力。
邵树德内心之中也有些不定。
他觉得,如果一步跨到明清皇帝直管六部的程度,不光文臣非议,怕是武将也要骇然,步子迈得有些太大了。
“殿下之前提六部尚书为正二品……”见邵树德不语,宋乐笑道:“其实明眼人都看在眼里,都若有所思。”
邵树德哈哈一笑,掩饰尴尬,小把戏被人看穿了。
“仆建议,裁撤尚书省,度支、盐铁、户部三司之权重归六部。六部置于中书省治下,保留门下省,如何?”宋乐问道。
这个三司是在中晚唐缺钱的大背景下诞生的。
藩镇割据之下,河北的上供就是象征性的,还经常一毛钱都不给朝廷。
河南、河东几乎也不给朝廷贡献财政,因为养了太多兵。比如东都镇原辖河南府、汝州,在德宗那会财政收入不到六十万缗,但他从来不给朝廷钱,相反还要朝廷转移支付贴钱。
京西北诸镇,更是完全依赖中央转移支付。
宣武镇养兵十万,也甚少给朝廷钱。
与之相对,南方很多藩镇年财政收入还不如宣武、徐州等镇呢,但却要上缴绝大部分赋税,因为他们不养几个兵——北方多为节度使,南方多为观察使,可知差别。
元和年间全国将近一百万武夫,绝大部分在北方,他们完全是财政黑洞。
在这样一种情况下,朝廷财赋三分之二来自江南,用来弥补长安官僚机构以及巨大的平叛军费开支。
朝廷为了搞钱,派盐铁使到南方收税,转运使负责运输,三司应运而生。
德宗时盐利六百多万缗一年,绝大多数取自南方。
北方诸盐池,夏绥的自收自支,防御北边。
河北盐池根本不可能给中央钱,淄青海盐的利润也是揣自己兜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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